（一）

      记得2001年在南大曾听过王澍的第一场报告，是南大建筑研究所组织的。建研所组织的报告算是南大人文讲座的代表，几乎没落下几场，而王澍的那场是让人记忆犹新的。尤其是他报告中介绍的他指导学生做的那些装置艺术课题让人眼前一亮，把现代艺术教育引入建筑学教育范畴，这在当时的国内高校还是独树一帜的。当时他在中国美院的环艺系，指导那2届的学生做了些关于盒子的主题。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些半米见方的大盒子，盖子被解构并以不同方式打开，里面是些土质木质的建筑空间，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分解空间多样性的研究。中国的建筑学院和现代艺术往往是不大有交集的，在7，8年前，这样的课题在中国高校还是比较有新意的。柯布曾说过一个建筑师同时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把装置和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融入建筑教学，这是我当时比较关注王澍的原因。他非常强调学生的自学和动手能力，不光是做建筑微缩模型，更是要亲切接触泥土砖瓦木石各种材料，从这些传统材料中体会建筑，这想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追求体现。毕竟很少教师有这样大的热情带领学生从“泥瓦工匠”做起，这也便是对固化教育的一种突破吧。

      以前常去东南的中大院，自然少不了耳闻王澍的传奇了。一个段子我一直记得，说他当年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对着老先生说，“如果说中国有现代建筑师，那只有一个半，半个是我导师，一个就是我。”这次在巴黎有向他考证，确有其事，只是发生时间有误，是在他硕士答辩之前说的，而不是在答辩现场。

      他是比较推崇杜尚的，还说案头必然放着一本杜尚的作品集，那次报告结尾我便问他：“杜尚是反艺术的，请问您是不是也反建筑？”他自然是不会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的了。。。这次巴黎的报告会他又一次提及杜尚，确实，杜尚可以放弃艺术做10年国际象棋职业选手，王澍也是耐得10年寂寞。用他的话说，如僧人的修炼，理想的代价就是10个甲方要拒绝9个，理想的代价就是陪甲方喝一年茶就为了改造甲方逼近所谓的理想。王澍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中国的王澍更有一种文人士大夫情结，这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暂不论王澍的建筑如何，但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个颇有境界的人，这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很难得了。

      在今年夏天，巴黎遗产与建筑中心举办的“生活在中国的城市”大型展览的第一天，主办方邀请了中国十几位建筑师做了一天的辩论和讲座，讨论的主题很多，但最被关注的还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而这次展览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建筑一直到中国新艺术新建筑和奥运项目等等涵盖了中国几百年的历史，虽然是一种极其简要和条约的筛选，但已经可以看出西方人眼中的那一个中国，这次展览的成功之处在于摆脱了惯常的西方对中国的简单符号化，而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有了更深的认识。

      而王澍9月在巴黎的这次报告会应该是这次展览和十几位中国建筑师论坛的延续。他通过中国北宋的大山水向西方人展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理想中的生存状态。他在中国传统与艺术方面的积淀让此次报告会很有新意，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一位中国艺术家或者学者将中国传统诠释如此简单、透彻。